英国北爱尔兰警方紧急应对警员信息不慎泄露事件

这种看法不合逻辑，至少是缺乏必要论证。

因此，把O点作为最差情况显然有些脱离现实。晚年的罗尔斯认为，对正义两原则进行正当化处理的根本基础是互惠性。

第二个批评的意见与前一个批评的OP曲线刚好相反，认为OP曲线到达最高点后下落的速度将会非常缓慢，形如图中O—D2—P2的曲线。但是，这一简化后的模型仍然捕捉到了分配正义中的主要问题，同时避免了陷入过于复杂的数学证明。第二、对结果的差别还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而调整的方式是让最不利者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罗尔斯试图通过OP分配曲线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来改进差别原则的适用，类似的尝试当然也可以举出中国政府推动的精准扶贫的实例。前者主要涉及平等的自由原则，后者主要涉及结果不平等的条件、多元性的事实以及适当调整和修正的机制。

图1（左）的反思平衡区域右下方有一个方形的灰色点便展示了这样一种罕见的情况，即某一个不动点与反思均衡状态中得出的理论发生了冲突，但是并未造成理论的修改，反而是引起人们对于该不动点判断的改变。[39]政府必须用家庭津贴以及疾病和失业的专门支出，或是通过消极的收入税，来保证某种社会最低标准。把上帝和法律明确置于国王之上的理念与实践，不过是近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多元文化的产物。

那么，人们法律感——初阶法治思维形成的具体场域是什么？对此，站在不同视角，或许有不同的分类，例如，人们可以在社会领域的视角对之类型化，从而可以分别在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生活中寻求法律感的来源。因此，它就逃离了常规治理的思维领域，而以判断是非作为其思维的主要取向。无论是个体自治、私人交往、公共交往还是官方举措。因此，在逻辑关系上，法律思维是因，法治思维是果，法律思维是逻辑前件，法治思维是逻辑后果。

只有如此，方可克服权治思维，才能把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皆视为现代法治的强制性规定，是法治之常规，进而深化公民的法律感，培养公民的现代初阶法律思维和初阶法治思维。对法治而言，无论法律理念、法律主体、法律行为还是法律反馈，都要紧紧围绕法律规范的体系性内容而构造。

第四，法治思维是大众思维，法律思维是职业思维。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中也存在明显着君子不器，重道轻器，重体轻用，从而君子读书不读律的情形，并且至今此种文化传统还很浓厚。有学者强调：无论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都离不开逻辑这个工具。这种事实，很容易让人还沉湎在法治就是圣人统治这一古老的前见中，因为只有圣人，才能为芸芸众生制定圣法。

即在公权主体的行为中，法律作为逻辑大前提是不能缺席的。内部系统性，就是指法律规范的系统性。权力（职权）和责任（职责）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是一体两面的。这正如菲尼斯认为自然法应关注整体上人类行为的正当性和人类秩序的正当性一样。

否则，社会秩序就难以保障。权力主体没有高阶法治思维，普通社会主体也就很难有稳定的初阶法治思维。

惟需稍加说明的是公开性。以上两方面，意味着作为社会思维的法治思维，在外延上分别指向初阶的形式（直觉）思维和高阶的抽象（逻辑）思维。

而官家的使命，是设法如何因势利导，建立和巩固人们对法律和法治的亲切情感、依赖行为和参与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法治思维就是在法治之目标导向下人们随时自觉地、自愿地、从而最终迈向自发地按法律交往行为的思维。《论语》中的其人存，则其政举。与主体的自治活动相比较，互治摆脱了更倾向于权利及其自由这种法律规范及价值的单向性，而实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或互向的实践建构，从而在互治的实践中更有利于全面展示法律规范——权利与义务及其价值——自由与秩序。无论是执政党的决策行为，还是议会的立法和决策行为。可见，权利感和权利思维的养成，是培养人们自觉地依从法律，参与法治，以实现其物质利益和精神自由的保障。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1.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天人关系）中，人是世界的中心，是万物的精灵。所以，有学者强调：法学家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顺理成章的是：法学家之爱法律也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

而古代社会则不同，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主体自治。概纳这样的情形，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神治的初阶法治思维。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法治思维 。后者是抽象的、理性的、逻辑的。

惟有在这种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在司法中虽然会出现对法律冲突的救济，但它主要是对法定的社会秩序遭遇破坏时的补救。常言道，没救济就没有权利。它意味着，任何个人、社团以及国家机构，都应有最基本的法律感，要有基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

尽管后一关系的探究，绝非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

在中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思想家们辄称法律是一种术。在外延上，国家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协调性，也可两分为内部协调（法律规范协调）和外部协调（法治要素协调）两方面，对此，知晓了前述法治思维体系性的论述，便可推知。

即便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面前扮演消极角色的资本国家，也在越来越积极地扮演其他所有社会主体都无法完成的经济角色。至于纯粹的群己关系，更是法律天经地义的调整对象。

因为它为人们的自治保留了充足的空间，在私人领域，必须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就是法治的规矩，也是法治时代国家治理的规矩，进而高阶法治思维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观念基础和规矩。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即便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出现了明显的在法律上一时找不到根据的小前提，也要根据法律的精神、原则和理念，用高阶法治思维对其治理实践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合法性说明，以维护法律和法治的尊严。

其中法律理念与法律意识大体同义，且与法律思维息息相关，尽管它们并不是一码事。例如陈林林在研究法律直觉时就这样界定法感：法律人在接触待决案件时，都能藉由潜意识、直觉和经验得出一个初步法律结论，这种感性的判断能力被称为‘法感。

这种理性不是集体无意识的所谓不苟言笑、自我克制，而毋宁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格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律对个体性以及个体自治的保障，自然使主体能够更为切身地感受法律、法治和自身物质利益、行为自主及精神自由的关联。

法治就是要把人们的思维从此种非规范思维中解放出来，树立一种民间细事或国家大事都被纳入法律规范中予以调整的机制，也安排一种上到最高权力，下到普通民众，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制度机制。这种利害权衡，自然不是逃离法律准据和法治实践的恣意而为，它必然意味着法律和法治是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的，而且要经由理性推向实践，是一种实践理性。